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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9 06: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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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载石先生的原文：
于墓探寻记
一、
自研究于谦多年，最为关注的莫过于对于墓的探寻了。这是个普遍不为人所留意的问题。因为事情再明白不过了，西湖有“三杰”。一位是葬在栖霞岭的南宋民族英雄岳飞；一位是葬在南屏山的明末兵部尚书张煌言；再就是和岳飞一样被冤死的于谦了。
岳飞的真坟是在何地多有说法，但后二杰似乎不存疑义。普遍的认识是，于谦被害之后，由他的亲属在天顺二年运回了杭州的祖茔埋葬。其祖茔在何地？当年于谦获罪太监王振，由兵部左侍郎降为大理寺左少卿这后，于谦之父于彦昭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故去。于谦找到了吏部尚书王直，请他为曾经封赠嘉议大夫兵部右侍郎的于彦昭写一份墓表，其墓表中有这样的文字：“葬公三台山之原”。很明确，于谦的父亲就长眠于此了。于谦就葬在西湖边上的三台山之麓，有什么可探寻的啊。人所共知，
于谦死后的葬地，在其子于冕为父亲写的行状中讲得不够明确，他是这样写的：“康扶归葬祖茔”。康就是于冕的义兄于康。于冕在这方面做的不能让人满意。他既没写下葬的时间，这在一般人那里都是有的，并且也是重要的乃至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没有具体详细的地点。就连父亲被杀的日期也写错了，成了二十三日，错后了一天。另一个为于谦写神道碑的倪岳也是如此，他的笔下是：“康扶归杭，葬于祖茔。即今建祠地也。”就这样笼统的一笔带过了。按说这两个人都是于谦的亲属，不应该如此的敷衍马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正常的写法应该有生日、故日，下葬日及埋葬的地点。如果我们仅看于冕的墓表，是无法知道于谦的埋葬地的。而倪岳的神道碑如果因为什么原因毁掉了“建祠地”，再过上若干年，人们想起于谦时，又到何处去寻找它呢？他们二人的这种做法，显然是有意为之。
二、
于谦下葬之后，西湖之畔便有了遥遥相望的于、岳双少保了，这样为西湖山水增添了“英气”，于是“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了。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于谦墓和民国以前看到的情景是不一样的。尤其在《武林掌故丛编》和杭州老照片中都非常明确地表明，于谦墓是由七个大小一致的半圆形坟包所组成，为弧形排列。唯独在中间一个墓前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的文字告诉人们这里埋葬着当年的少保兵部尚书于谦。另六座坟包到底埋葬的是什么人，可以肯定地说在目前的中国，是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的，即便研究于谦的权威也同样是说不清道不明。为什么是这样的结论，因为在这六座坟包前没有一块墓碑，故无法搞明墓主人的身份。一般人想得很简单，不就是于谦的家人吗，但要具体说到是谁，没有证据，仅凭猜测是绝对不行的。搞历史研究，就应该有严谨的态度，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凭空的想象。
为什么六坟无碑？是营墓者有意留给后人的谜团吗？我们现在已知，于谦在杭州的先人有元朝的杭州路总管于九思及以下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叔叔（于彦时）。于谦夫妻，以下还有胞弟于泰及于冕夫妻。于彦时、于泰的资料无从见到，婚否不明。女儿琼英自嫁出去后，就是婆家的人了，她不可能在此获一席之地的。
如果把有权葬此的人都算上，应该至少是十三口人，那么就有七口人无法说明去向了。谁能解释，他们为什么不在祖茔？
需要提到的是，有资料表明，杭州路总管于九思就葬在仁和县的黄鹤山。那么于彦昭葬于祖茔三台山之原该怎么说呢？
人所共知，上个世纪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将七坟所组成的于墓悉数毁掉，夷为平地，可惜至今在杭州没有人写过这方面的调查报告，把这一过程全景式地反映出来，把历史的真像告诉广大的民众。在拨乱反正之后，于墓得到全面的恢复，但已经不再是原先的样子了，有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七墓变成了一墓，只剩下个于谦了，其他的人都消失不见了，于墓成了一座真正的孤坟。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在平毁于墓的过程中，没有发现尸骨和具有重要价值的能够表明死者身份的任何实物。甚至连墓碑、神道碑、墓志铭等等也见不到一个。所以在杭州包括博物馆在内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于墓实物的保存。而这在一般的古墓中都应该有的，何况于谦的家人身份很高，他们怎么会忽略了这些呢？如果存在与墓主人身份有关的石刻，应该不会少于十块以上，可它们在什么地方呢？怎么就无人得见呢？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于谦在平反之后，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被旨营墓。也就是说在于谦死去十年之时，官方才开始为于谦建墓。按照古人下葬的规矩，后人葬于祖茔之次，身为晚辈的于谦，怎么就可能占到了居中的位置，让先人群星拱月般地围绕在他的身边。怎么可能这样呢？官做得再大，也是父母的儿子，永远是先人在上的，而于墓怎么会这样呢？
三、
谁都知道，于谦对他的妻子董氏是非常有感情的。在妻子因病故去时，于谦尚不满五十岁。于谦的神道碑中写道：“配董氏，累赠一品夫人…….先公十一年卒。公年未五十，遂不娶，亦无媵侍， 人皆义之。”这是于谦夫妻情意深的表现。于谦在《祭亡妻淑人董氏文》中泣道：“旦夕男冕来京，当扶柩以还故乡……..待吾瞑目而后，与子同穴而藏。此则吾心之本，而亦人道之常。”这里于谦的心迹是，在将来死后，和亲爱的妻子葬在一起。父亲的想法，于冕应该是知道的。在当时夫妻合葬是普遍的做法，夫妻合葬墓志铭是许多普通老百姓都埋于墓中的石刻，那么于冕也应该为父亲做出这样的选择。
于谦之妻董氏葬于何地，因为见不到她的墓志铭，一般人难以知道她的葬地。如果于谦确实跟她合葬的话，知道了董氏的墓地也就等于知道于谦的墓地了。不过有幸的是，于冕的妻子邵氏去世之后，有个叫杨守陈的浙江籍进士为她写了一篇《诰制宜人邵氏墓志铭》，其中就非常明确的说到了于谦父子各自妻子所葬的地点：“宜人（邵氏）卒于成化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寿六十有二。其葬在钱塘县永泰乡南山峰之麓。祔于其姑赠一品夫人之次。”这里的意思是：邵氏就葬在“其姑”的旁边。“姑”古人用在书面的意思是：丈夫的母亲。也就是说，于冕的妻子葬在了于谦妻子的坟旁，婆媳二人在这里团聚了。这就很清楚了，董氏就葬在“钱塘县永泰乡南山峰之麓”。到此，妻在此地，于谦会不会也葬在这里呢？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关注的问题了。
在邵氏墓志铭的最后，有这样的一段文字：“铭曰：有妇之茔，必巩必久。无或毁伤，尚视其舅。其舅为谁？少保于公。”此内容是很值得琢磨一番的。“有妇之茔”指的是谁？除了于谦，还能怎么解释呢？
同时也要想一下，正统末年故去的于妻董氏，为什么要葬在这个地方？分析起来，估计和于谦的籍贯有一定的关系。在史籍中，有说于谦是钱塘人的，有说他是仁和人的。钱塘与仁和是两个紧密相邻的县，而永泰乡就位于两县交界的地方，具体地说，位于仁和县西北角。北为德清县，西为钱塘县。永泰乡随着区划的变动，曾经属于钱塘县、仁和县、杭县（民国）和余杭区（现今）。于冕妻邵氏的籍贯为杭之仁和人，故锦衣卫副千户敏之女。那么于谦妻董氏的籍贯是哪里呢？她的父亲董镛，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改江西永丰知县，知其籍贯的人就很少了。在《于少保萃忠传》中说，于谦在救了何老之女后，人家为了了感谢他，就介绍了自己的女婿之女——甥女董氏给于谦。在董氏故去之后，她的葬地不会是个随随便便的地方，当时于谦尚在河南、山西两省的巡抚之中，葬妻之事是他让儿子于冕去做的，他肯定对儿子有所交代，而不会任其擅自行事。这样董氏的葬地一定有个说法和原因。
四、
既然现在三台山的于谦墓地存在那么多的疑问，而于谦妻的葬地又那么地明确，如果是个认真负责的于谦研究者的话，自然要对永泰乡南山峰麓探究一番的。不管结局如何，都不可忽视了这个地方。但是几百年来，没有人留心关注过。即便是研究于谦的学者和杭州的寻墓人，都没有引起对南山峰麓的重视。为什么要关注那个地方呢？如果肯定了那个地方，即便是向那个地方有所倾斜，也是对三台山西湖畔于谦墓的否定或是不利。再说了，自古以来官方就认可了那个地方，在一些地方志中写的是很明确的，有什么必要再节外生枝，打破原有的结论呢？最主要的还是没有意识到“永泰乡南山峰麓”的重要性，也许是学术的惰性在作怪吧。
笔者想到，自己将成为史上永泰乡探寻于谦真墓的第一人而兴奋不已，自然很乐意第四次下杭州前去那个地方勘察一番。已知的是，永泰乡在民国时还是存在的，属于杭县的管辖范围。解放后取消了杭县，永泰乡也不存在了，在地图上倒是有个永泰村。这是不是当时的那个地方呢？这是需要仔细研究确定的。如果没搞明白就行动，万一跑错了地方，浪费了时间精力，就实在划不来了。
在浙江省图书馆的方志馆里，有杭州市的老地图。其中就有民国四年（公元1415年）的“仁和县五里方图”。永泰乡在五西区，有永泰、薛家峰、许家圩、桥北圩、沈家湾等地名。该乡靠近五更桥、獐山镇、洛山、环獐乡、东塘乡、普宁寺、平窑区。而南山峰靠近大云乡，分为东峰山、西峰山共三处。南山峰高十二丈，周一里；东峰山高十五丈，周五里；西峰山高十八丈，周四里。它们与北面的永泰乡之间还隔着一个不起眼的鹤山，据说高仅寻丈。鹤山以北有永泰村，附近有姚家埭、中塘村、徐公亭、俞山等地名。
在嘉靖仁和县志中注明了，大云乡管辖永泰、葛墅、仲墅、华墅四个里。
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大多数的地名都能与现在的杭州市余杭区地名相符的话，那么选中的地方基本上就不会有错的了。
笔者带着这样的收获去了原为仁和县的余杭区临平镇区地方志，在那里受到了陈、李、吴、冯诸位老师的热情接待，从他们那里得知，永泰乡现在余杭区的仁和镇。此地承续了仁和县的原有县名，其老地图上的地名与现地名多有相符。他们还介绍了南山峰的现状，说了仁和县的一些历史典故。
在他们的帮助下，笔者还非常荣幸地见到了在余杭区有活地图之称的周如汉老师。他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但对当地的情况是了如指掌。不过对南山峰的于墓却未曾听说。如果大名鼎鼎的于谦真的就葬在那个地方，怎么说也应该有些迹象吧。可惜没有这方面的线索。那么实地考察一番就更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虽然周如汉老师不能亲临永泰乡南山峰，但他又介绍了一位在区文化局工作已经退休的金耘老师。说他可以亲临现场完成这一使命。这是个非常好的结果。如果仅是一个北方来的人生地不熟的于谦研究者四下奔波，必定不如跟当地的学者专家携手合作更有成效，于是就打通了金耘老师的电话，约好了明天一起前去南山峰考察一番。结局如何是次要的了，行动是主要的，五百多年来，有谁把目光投向过南山峰呢？现在有人开始做了，这就是了不得的事情，这就是个良好的开端。至少研究于谦有了一个新的领域。
五、
前往余杭区地方志的目的之一，就是把梦寐以求的仁和县志读上一遍，看能从中发现什么。地方志的陈老师取来了六册线装《仁和县志》，一页一页地读过去，果然大有收获。
原来于谦的岳父董镛竟然是仁和县人氏。方志中写道：董镛，字孟声，仁和人。永乐初登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授文学官。久之荐永丰县。有学行，善文章。子兴至礼部郎中，孙序授中书舍人，擢礼部主事。
这样说来，于谦是仁和的女婿了。虽然钱塘人也可以娶仁和的女子，但更可能的是，于谦本身就是仁和人，他更有条件与仁和人结亲。另外，于谦在仁和活动的痕迹比在钱塘要多。这就表明了，于谦的祖茔应该是在仁和，其妻董氏葬在仁和也就有了个合理的解释了。
于谦还有个孙女于永寿，嫁给了仁和籍的给事中张盛。
距永泰乡不远的超山是个历史上著名的梅花盛开的地方。山中多梅花，中无杂树，以“古、奇、广”三绝而闻名。五代时游人已盛，绕山二十里有梅一万二千余亩。有十里香雪海之名。而于谦是个极爱梅花之人，他不仅善作梅花诗，还曾经写过《和梅花百咏》诗。在景泰四年他五十五岁时，甚至写了《梦中作梅花》诗。在于谦的六百余诗作中，涉及梅花的不下二百余首。这是他从小在超山赏梅对梅花印象深刻，喜爱至极的原因吗？
超山之西是普宁寺，不管是过去和现在都以于谦在那里手植了牡丹而闻名。据说于谦赶考在运河遇风雨时为祈平安所植，也有说是在寺里读书时种下的。为什么偏偏在仁和的寺里有于谦的传说，而杭州的数百个寺庙则跟于谦无关，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在《春木札记》中更明白地说到普宁寺为于谦的旧里。
另外于谦还为仁和的褚氏修族谱，没有见到他为钱塘的什么人做事情。于谦说他与褚氏从小相处，同师传经，游学同进。两人相知深也。既然从小在一起，那么于谦的父辈就应该住在仁和，他们才能够有这层关系。若是如此的话，于谦的父亲为什么把三台山之原作为他的长眠之地呢。
六、
前往永泰乡南山峰是在一个周末，天阴沉沉的马上就要下雨的样子。在约定的时间见到了金耘老师，他的个子虽然不高，但一双眼睛充满了睿智之光。宽宽的额头和说话的语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现在他在仁和镇帮企业办着刊物，每周要去仁和镇上几天班。该镇由2001年8月，在撤乡并镇中，将原云会、障山、东塘三乡合并改称仁和镇。那里的东峰山因在民国时开矿而被挖成了水塘，也就是说不存在了，好在南山峰尚存，这就有考察的价值，也就存在着一线希望。虽然要想发现什么肯定不是那么简单，但值得庆幸和于谦有关的坟墓没有遭到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就有想不到的事情出现。如在当地的栖塘镇，上个世纪的八四年，文化站在居民的墙内发现了一块被砌入的隆御制碑。不怕隐藏深，就怕不留心，只要放在心上了，早晚有收获的。
公交车在行驶的途中便下起了小雨，到镇里后，见到了镇文体中心的镇办刊物《三白潭》编委俞炳华先生，他听罢情况讲诉后表示了极为热情的支持态度。浙江人对本地的文化重视，在全国来说是不多见的。难怪他们的镇办刊物也那么的像模像样，内容丰富多彩，引人入胜。虽然此时已近中午，俞先生毫不犹豫地开动他的小轿车，三人一行向令人心驰神往的考察地进发。此时雨愈下愈大，仿佛在考验探寻者的意志。小轿车冲破雨幕，不曾有片刻的迟疑。
俞先生是本地人，家就在离南山峰不远的地方，所以对这一带的地形是非常的熟悉。三人先去了一个叫南坝儿的地方，附近有一条小河。三人下车在一个石砌的坝口，看到了半块长宽三十厘米左右砌入石中的碑状物，可惜再怎么仔细，也看不清上面的文字。俞先生说区里的文保部门来这里拍过照片，目前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也许朝里的一面才有文字，那就需要把碑状物翘下来了。目前没有人考虑去下这样的功夫。
尽管打着雨伞，就这一会的功夫，三人的衣服基本都湿透了，接着再沿着一条积水没脚的小路往河边走，去察看一个疑似墓地的地方。俞先生指着一处堆着工业垃圾的地方说，这下面据说有几副石棺，现在是什么也看不到的，除非挖掘出来才能搞清楚墓主人的身份。
确实，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可是在这么一处远离工农业的荒凉之地，如果不是有了确定的结论，凭什么到这里挖土掘坟呢。此地离着南山峰尚远，不大可能跟于谦能有什么联系。遥望四周，草木葳蕤，人迹罕至，估计百年之内是不可能在这里搞什么经济开发的。此行虽然收获不大，浑身皆湿，但金老师、俞先生认真执着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同时也知道了，在仁和镇一带，疑似于谦家人墓的地方还是多有存在的。现在既然已经基本确定于家的婆媳二人葬在了仁和镇范围，那么就可以认为，在南山峰的周边附近，任何一处古墓地，都有可能联系上她们，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是随时随地的。所以从今往后，任何一处疑点都不应放过，都不应掉以轻心，否则无意中就可能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吃过午饭，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山峰了，此时雨已经小了许多，小车从永泰村中穿过后，近距离围绕着西峰山和南山峰慢速行驶。从两山的外形看，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其直径约三四百米的样子。是个占地不很大高出地面不多，上面生满了茂密灌木植被的小丘陵。想要钻进草丛中去发现什么古墓的遗迹，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再说此行也没有这样的打算，婆媳墓若是那么好发现的话，还能够等到现在吗？另外墓志铭中并没有写出具体的位置，已经如此的久远了，于谦父子并未搞什么明显的标记，如今能把目光转到南山峰之麓，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再说仁和县的地方志中都不曾有片言只语的记载，可知于谦父子故意隐瞒了什么，二人做的很是低调，很是隐秘。
于谦之父虽获封赠，也不过是一介平民，凭什么在方志中要为他留下一笔呢。而于冕之女是以节孝之名才载入史籍的，所以在仁和县志中有她的位子。
于墓探寻，能做的都做了，把南山峰梳篦一遍是不可能的，除非在大面积范围内使用洛阳铲隔五米打一个洞。否则就只能认可这样 的结果了。不过真没想到，“于墓探寻第一人”竟然是两南一北三个中年人文化人所为。金老师、俞先生出了很大的力气，他们热爱家乡，热爱家乡的历史文化，是为家乡文化有贡献的大功臣。
希望有那一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什么，到那时候，才会有新的进展，新的突破。
七、
现在，摆在于谦面前的归宿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安葬父亲的“三台山之原”，一个是安葬妻子的“永泰乡南山峰之麓”。读者认为他会选择哪个地方呢？
试想一下，于谦作为一个朝廷重犯以谋逆罪被处决了，在第二年将尸骸运回家乡，其亲属会张扬一番吗？他会堂而皇之地搞一个出殡仪式后，埋葬于现在和过去都是位置绝佳、山清水秀、天堂一般，人人梦寐以求的西湖之畔吗？在古人那里，一人获罪，其家族通常是非常的惶恐。如害死于谦的石亨，其死后他的族人几乎是逃散一空。那么在于谦这里也不会例外。所以他应该是仍然很低调地和唯一的结发之妻永世相伴，在这里他能得到慰藉，感受温暖，获得天国的幸福。那么于冕在百年之后，也应该跟随他的父亲在原籍仁和县寻求他的安息之地。否则就会出现不可理喻的场面——于谦父子在三台山麓团聚，而他们的妻子则在六七十里外的地方呆着。他们愿意做天国的牛郎织女吗？有什么必要人为地去制造不幸的分离呢？他们都是正常人，都是从一而终的好丈夫，没有理由去做连普通老百姓都不会做的荒唐事情吧。
在史籍中有一个重要的线索表明，于谦有可能将父亲的葬地改变了地方，也就是说，于彦昭有可能已经不在三台山之原了。有个叫张九岵的浙江老人写过“于谦寄内弟书”，内容是：某人说了，“少保（于谦）祖墓当奇贵不可言”。于是于谦紧张起来，立即至书于冕，令迁葬。又另至书儿子，待迁葬后再打开来看。于冕得书后“移葬如命”。随后展书阅视，里面说的是某人所言的内容。也就是迁葬的原因。事过半年，于谦就遇祸被害了。张九岵还记下：“今书稿藏于家”。
尽管这里迁葬的原因讲的很不明确，但于谦的浙江老乡为什么偏要记下这属于冷门的事情呢？谁都有大量的生活内容，张九岵不会没事干编一些没什么意义的事情吧。他想到并记下这个，定有其因由。至于移葬在何地，最有可能的地方应该是仁和县的永泰乡了吧。
于冕说父亲葬在了祖茔，倪岳添了几个字：“今建祠地也”。他为什么不肯多费点笔墨把具体的地方写出来呢？通常作墓志铭不用这样的手法。这是很反常的。难道说迁葬的范围仍然是在三台山的附近吗？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没有后面的证据，这就真的不好说了。
不过有幸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可以表明，于谦和他的父亲跟三台山无缘，即于谦及父亲并非葬在现在的地方。在于谦被害之后，于冕又活了四十三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于冕曾经在南京做官，可是他竟然有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到过西湖。
在弘治初，于京兆（于冕）自南京归杭，一日为父展墓，邀马浩澜同游西湖，泊舟于第三桥，于冕颇有感慨地说：不到西湖二十年了，山川如故，风景也没有改变。另外，在《西湖志》中也记下了他同好友马浩澜泛西湖时所作的和韵诗：二十年无此客来，水仙当为洗征埃。苏公残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几度开。华表又添新冢墓，粉墙犹绕旧楼台。相逢不饮花应笑，子建何须赋七哀。这此客说的就是他自己了。
怎么能够想象，于谦唯一的儿子就在南京做高官，南京与杭州有多条水路相通，离着又不远，于冕凭什么二十年没到过西湖？二十年是个什么概念？婴儿能长成大人，可以说是一代人了。如果他的祖父母和父母就在三台山一带，就在西湖的旁边，他凭什么不到西湖？凭什么会感叹：“山川如故，风景不殊”。说明他目力所及的周边地方都有二十年未曾看到过了，即他不仅未到西湖，连杭州城都没有来过。只能是这样的结论了。于冕总自称为“不孝孤” 他真的是这样的不孝之子吗？如果否定的话，那么只有一个结论，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根本就没有葬在三台山一带。而葬在永泰乡南山峰的话，他则是不必到杭州以及西湖的。于冕最后的官职为应天府尹，正三品官。他若回杭州一住，不会没有当地官员接洽。那必然闹出不小的动静，那么在南山峰扫墓就会被人注意到，就会想到成化二年被旨营墓的真伪问题，于冕就会很被动了。
在于冕去世的前三年，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这年的深秋，于冕带着他的女婿德清县学生徐九万来到了于谦的墓祠祭奠父亲，还各自赋诗致感。在他们的诗中，丝毫没有提到母亲和岳母，自然是因为董氏并未葬在此地。当夜下起了小雨，打湿了他们的衣裘。他们就住在祠中，度过了一个漫漫的寒夜。试想，如果于谦的故居就在西湖边的太平里南新街的话，他们几步就到了西湖边上，要一条小船荡回家去，不是容易得很吗？就是陆路也离着不远啊，何至于无处可居呢？
也许可以认为，于冕是重感情故意留在祠中过夜，那么于冕已经致仕为民了，他有的是时间到一步之遥的亲人坟前，有的是工夫作诗致感。可这样的诗作在于冕这里寥寥无几，又如何解释？
另外，于冕二十年不到西湖的话，他的“旧居”是谁住着，是亲戚的话，也总得有个走动看望吧。他到坟前祭祖，就应该是带着一帮子亲戚家属，难道别人都不想动，忍心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和一个中年人，冒着寒秋的凄风苦雨在荒山中过夜吗？这是很反常的啊。那么显然只有一个结论，西湖边上没有于冕的住地，即没有于谦的故居。他们父子俩是远道仁和而来，在附近无亲可投，就只能是这样了。
八、
既然自己的父亲就葬在仁和，于冕为什么要在现在的墓址建一所墓园呢。其实这不难理解，为的是父亲光辉形象的宣传，便于人们去祭奠他。西湖附近好山好水的好地方向来是有权势者的首选，草民虽然向往，可没有那样的条件。有了山水的风光，自然就有了人物的风光。在天顺年间，父亲受了冤气，现在可以让世人看看，自己的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可以和岳武穆比肩了。出于这样的动机，在被旨营墓的时候，于冕就搞了个纪念墓。他做的是很成功的，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可是他总有疏漏的地方，如二十年不到西湖就是一例。
建一处纪念墓的费用和迁坟营墓的费用是大不一样的，所以于冕没有花费国家很多的钱财就顺利地搞成了。所以红卫兵、造反派在于坟肆虐却无所发现，否则神道碑、墓志铭是一定少不了的。哪怕只有一个存在，真正的于墓也就能下结论了，可惜就是没有。
相传北宋钱塘籍的著名诗人林逋墓本来在孤山北面。他生前并无突出事迹却被炒得很高,死后依然被历代高层无端炒到天上，更是非夷所思。元僧杨琏真伽曾因出于好奇，打开坟墓一看，真的没有什么好东西：一枚端砚、一支发簪。难道于谦墓不是这样的吗？据说西湖附近的牛皋墓、武松墓、苏小小墓等等都是纪念墓，说白了就是假墓。甚至岳飞墓都有不同的说法。那么于冕就不会动这样的脑筋吗？
于冕还非常的聪明，他怕在其他的地方露馅，主要是亲人的墓志铭、神道碑等必须写明死者葬地的东西，他都尽量地把它给销毁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仅有于彦昭的墓表，上面的“三台山之原”是不是于冕改过的也不一定，或者是于谦的谎称。这样，我们现在见不到于谦先人的墓志铭，见不到于谦及夫人董氏的墓志铭，甚至连于冕自己的墓志铭、神道碑也无影无踪了。
于谦仅有神道碑而无墓志铭是讲不通的，正常情况下是一样不能少的。于谦的顶头上司王骥，在他的原籍束鹿县志中就没有他的墓志铭，仅有他的神道碑文，这显得很不正常。笔者经过长期不懈的寻找，终于给找着了，填补了束鹿县志的空白。
于冕死后，在史籍中可以见到《准给于冕祭葬公牍》，也能见到关于于冕的“工部为病故官员事”的文牍，详细地说明了于冕病故后工部造坟安葬和祭坛的规格、用品。但偏偏独不见所葬之地。仅说明了他是杭州府钱塘县官籍，这和其妻葬钱塘县永泰乡南山峰的说法一致。这表明当时永泰乡曾经属于钱塘县，后有变动。这并不能否定他的祖籍居住地，管辖再怎么变，他的出生和安葬地是变不了的。
虽然说变不了，但也可以让人摸不清楚。于冕是三品的应天府尹，相当于现在的南京市长，他竟然没有连普通百姓都不可少的墓志等，仅在《国朝献征录》中有他一段才数行字的小传，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如果这些东西都存在的话，我们现在了解于谦真正的葬地就应该很容易了。
于冕是个文官，他结交了许多当时颇有名望的文人墨客，不可能找不到人给他写点什么，他也不在乎什么身后的总结，因为保住父亲的秘密是重要的。好在于冕夫人邵氏的墓志铭泄露了秘密，可能是她的族人做的，于冕的手伸不了那么长。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把目光投向了永泰乡南山峰之麓。
如果有一天找到了于谦的墓志铭，恐怕就能够破解他葬地的秘密。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于谦仅存的行状和神道碑都是于冕特意亲自动手或是授意亲家写的，外人没有介入，其目的就是为了隐藏秘密。否则于谦墓志铭的消失和于冕神道碑、墓志铭的不存，该怎么解释呢？
纵观于冕的表现，他作为于谦唯一的子嗣，其行为是颇为古怪的，到了极不正常的程度，除了为父亲喊冤建祠和出了父亲的文集之外，他为父亲做的很少，这里不排除他为了自身利益的缘故。有了父亲的翻身，也就有了自己的前程。四十多年里，以他的文笔，为父亲写个传记是一点不难的，可他也没有做。看他二十年不到西湖，就知道他做了多少了。
许多对于冕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字景瞻，却未必知他号“南湖归叟”。西湖属钱塘，他若是钱塘人，他就应该是西湖归叟了。而在仁和的境内，就有南、北二湖，其实北湖亦称“上南湖”，周围有32里，南湖称“下南湖”，周围有34里。东汉嘉平二年(公元173年),余杭县令陈浑组织民工10万,修筑上、下南湖,调节苕溪洪水,以利余杭、钱唐两县农田。可知这两个南湖名声久远，面积很是不小。 于冕的这个号是取得再恰当不过，这又是他露出马脚的地方了。
九、
到了今天，于谦的葬地应该是比较统一、一致的了。许多的史籍都明确地说到：于谦墓在钱塘县西十二里三台山麓。现在自然也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现在的墓址是八盘岭，离着三台山还有一段距离。所谓三台山，是指在南高峰以东的三座山头，居中者海拔156米，俗称中台山；在北者海拔86米，俗称左台山；在南者海拔87米，俗称右台山。那么八盘岭是不是属于三台山的一部分，称呼三台山就包括八盘岭在内了呢？是不是就没必要分得那么细了呢？其实在古人那里，就是细分着的。如在史籍中可以见到：明周思德墓在八盘岭，景泰间谕祭；明吏部侍郎李旻墓在八盘岭；工科给事中孙扬墓在八盘岭；明吏部尚书张瀚墓在三台山；明许子良墓在三台山；太常卿葛寅亮墓在三台山。这说明三台山就是三台山，八盘岭就是八盘岭，一般是不搞混的。
既然历朝历代都把于谦墓讲得那么明白了，为什么就不肯捎带着把于冕墓提一下呢？如：于谦父子墓在三台山。于谦的同僚龚永吉墓在义乌的马塘山，他的名气现在远不如于冕，可他的墓在志书上见得到。他父亲龚泰墓也在义乌马塘山。可知他们父子是葬在一起的。而于冕却消失不见了，于谦是太阳，儿子是月亮，靠着太阳，月亮就明亮了。可是结果竟然成了儿子是星星，太阳明亮，还见得到星星吗？
曾经有个古人去谒于公祠，急寻墓碑，可就是找不到。他问守祠人，他也说不出来。此人感叹道：呜呼，未逾百年，莫非碑烂了吗？可知那里曾经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啊。
有人写“于今孤冢湖山畔”“草依孤冢绿”，“吊望孤坟泪凄然”，“孤坟抔土冷朝曦”，后来怎么成了七座坟了呢？也足以证明其他人未葬此地，这里不是于谦的祖茔。可是其他人在什么地方呢？
于谦的老乡万历年间的吏部尚书张瀚，辞官归田之后，在家居的年份里“遍谒祖墓，新宋岳武穆父子祠。”他还率乡里人每年祭奠。可就是没有于谦的内容。此时于谦死去百余年了，名气很不小了，他怎么不理睬他呢？莫非他知道三台山下的秘密？
几百年来，祭奠于谦的古人是不少的，但他们对于谦墓地的说法颇能引起混乱。有的说“南山山下高坟在”，有的说“愁绝南高峰下路，穹碑千古对斜晖”，有的说“敕建新祠麦岭边”，有的说“三台山下于公墓”，有的说“欲奠忠魂何处问，西湖西畔北山前”，有的说“八盘岭上愁云黑”，有的说“圣恩褒祀在吴山”。但都不曾把目光目光转向南山峰去。看来于冕做的是很成功了，可他把本来很容易搞清楚的一个大家族葬地搞成了一盆稠浆糊。
十、
关注于谦的人恐怕没有谁能想到，于冕把他的家族墓地隐藏在一个被人忽略的地方，可能会导致彻底地被湮灭掉。著名的良渚中心遗址位于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但是良渚古城却在瓶窑镇。此地距永泰乡近在咫尺。《仁和县图经》等史籍记载，良渚周围约50公里范围内，诸山岩、洞穴均有玉石及刚玉砂发现。民国以后，良渚古玉风靡古玩市肆，安溪、良渚、瓶窑一带的乡民为利所趋，盗掘古玉成风。据安溪一老人回忆，多的时候，盗挖者一次就曾掘到数十件玉器。解放后中心遗址群内仍时有良渚玉器出土，这些文物现多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和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
一些不法分子见有利可图，常常盗掘和贩卖良渚玉器，至20世纪80年代，遗址群内盗掘玉器已非常猖獗，当时当地民间流传俗语：“若要富，上山去盗墓，—夜变成万元户。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的建立，遗址群内的文物盗掘现象才得以杜绝。但谁敢说在百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如此疯狂的盗墓活动没有触及到于氏家族的墓地。因为不在人们的视线里，自然谈不上保护了，那么现在是个什么样子，肯定地球人没一个能说清楚的。
于冕的做法说不清是功还是过，如果始终没有破坏于墓的安宁，这就是功；如果因此得不到保护而荡然无存，那就是过。其实文革的发生，任谁也保护不了，于谦的劫难注定是难逃的。
不管真实的结局如何，我们对于墓的关注依然要保持下去，并且知道应该把眼光转向更远的余杭区仁和镇一带。想想杭州历史上最著名的孝子郭金科墓是怎样被发现的吧。
在 明代万历年间的一天晚上，年仅十五岁的少年郭金科，家中失火，他自己逃出来后，发现母亲仍在屋内，又纵身跳进火里去救母亲，当时街坊邻居都阻止他入火救母，但终没有阻挡住。第二天大家发现母子双双遇难，紧紧抱在一起，分也分不开。此事不仅感动了当时的杭州市民，官方也作出了反应，“御史闻之，命葬之孤山，表曰郭孝童墓。”
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史学记载都认为此墓已不存在，有关专家寻找此墓也一直没有结果。也许是孝行感动天地。在沉寂了数百年后，终于被一位退休的历史老师周恩钧无意中发现。
他说和妻子在孤山晨练休息时，发现对面两米处的青草丛中，一块只露出二三十厘米高的墓碑上刻着大半个‘皇’字，便立即找到杭州市园文局岳庙管理处，同岳庙管理处文物科的工作人员一起勘查现场并进行了挖掘。
开始露出的墓碑上只能看到“皇明郭孝”四个字，专家认为，完整的应该是“皇明郭孝童之墓”，另外三个字还埋在地下。
考虑到此墓的地理位置，为保护墓室，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在下挖一米后，决定对郭金科墓进行原状回填，并准备在墓旁修建建一座“孝童亭”，记载郭金科舍身救母的感人故事，以纪念这位感动世人的明代大孝子。
那么于墓有没有可能也以这种方式被发现呢？人的目光看不透土下一寸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地质变化，于冕再埋得深许多，谁能有周恩钧老师那样的幸运呢？真的希望在仁和镇会发生震惊世人的故事。已经过五百年了，还要再等五百年吗？这是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只要我们把心放在那个地方就行了——在杭州市余杭区的仁和镇南山峰麓，才是真正的于谦长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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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9 06: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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