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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海洋云飞 于 2016-2-20 22:36 编辑
受大连于吉科先生委托去栖霞寻找家谱,拜访栖霞文化局退休老干部省级考古专家,文史专家,谱牒研究者,91岁高龄李元章老前辈
李元章:文物是我心里的宝 1926年3月3日,我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市杨础镇下渔稼沟村。1953年我从教育部门调到栖霞县文化馆,从事文物工作。1980年离休,被县人事局聘用在牟氏庄园管理处,1993年离职,在文物岗位上干了40年。1985年荣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从事文博工作三十周年”证书、纪念章;2005年《我读中国文物报的收获》在“我与《中国文物报》征文”活动中荣获最大年龄奖证书。
人说“在其位,谋其政”,我却“不在其位,也谋其政”。离开了工作岗位,心却时刻随着文物事业发展的脉膊而跳动——征集、发现、调查、保护,我乐此不疲。结缘文物56年来,我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到今天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一路走来,摸滚跌爬一身土,酸甜苦辣都尝遍。栖霞的每一件文物,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那风里来雨里去的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
全心全意为事业 兢兢业业做工作 初做文物工作,我才27岁。我潜心研究考古学和文物知识,并活学活用,在实践中逐步掌握了田野调查、古遗址、古墓葬的发掘,以及钻探、照相、绘图、修复器物、编写简报等一整套业务技术。1957年与1982年,栖霞县开展了两次文物普查与日常文物工作。我骑自行车下乡,深入全县850多个村庄,走到哪里,就把《文物保护法》宣传到哪里。为了形象地宣传文物,我多次举办文物展览,仅1976年的革命文物流动展览,观众就达18万余人次。群众不但长了知识,献出大量文物,同时也受到了教育,他们说“通过参观,知道了栖霞的历史,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在宣传发动下,全县从群众到农村干部,从供销社到废品收购站,从乡镇政府到文化站,全社会形成一个文物保护网,使文物有发现、有汇报、有保护、有收藏,避免了文物不应有的损坏和流失。在这基础上,栖霞的文物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调查文物单位450处(古遗址109处、古墓葬94处、古建筑133处、石刻79处,近现代重要遗迹36处),清理发掘古遗址、古墓葬56处,征集文物万余件,整理文物资料100余万字。1972年10月17日与1981年6月26日,烟台地区文管会先后在栖霞召开历史文物与革命文物工作现场会,学习栖霞的文物工作经验。
除做好本职工作外,我先后参加过省、地文物单位组织的曲阜鲁国故城、黄县归城、荣成河口遗址、栖霞杨家圈遗址、长岛王沟西周墓群、文登石羊汉墓群等处的调查发掘工作。1964—1966年,在临淄齐国故城调查发掘时,我还兼任保管工作,手上五万元资金,账实相符,没出一点差错。上班拉工具,下班运陶片,抽空还给公家拆洗被褥、制作钢钎,协助伙房挑水、买菜、扫地。领导和同志们写墙报表扬我是“红管家”、“老黄牛”。1984年,省文物局组织文物普查专职小组,我赴潍坊、惠民、东营、淄博四市地检查文物普查工作,因长时坚持野外作业,终因过度疲劳和水土不服,病倒在高青县招待所。当地领导劝我休息,我说:“时间紧,工作忙,我哪顾得休息。”去医院买点药吃了后,又下乡了。白天跑田野调查,晚间写记录,开会研究解决问题。提前两个月圆满完成了半年的文物普查任务,受到了省文物局的表扬。
执行《文物保护法》 保护古代文化遗产 1979年8月22日,栖霞县文化馆维修牟氏庄园日新堂北群房时,发现一瓷坛银元宝。从铭文看共8种、50件,重2962.4两,其中蕲州、德庆、正吉各1,元记2,厚记3,永吉6,元祥10,吉祥26。财政局人说“县委决定这批元宝留下8个,交文化馆做展览品,其余交给财政局。”我一听急了,说:“这是文物,应该全部交文化馆收藏。”后经双方领导决定,先将元宝装箱,送银行金库代存,待上级批示后处理。我手持文化局“请示报告”,连夜到莱阳乘火车赴济南向省文物局汇报出土银元宝的情况,刘谷局长说:“这是文物,应由文化部门保存,你回去等批文吧!”省文化局的批示很快下来了,“牟氏庄园出土的50件银元宝,属文物,由栖霞县文化馆收藏。”如果没有文物保护意识,任由他们把元宝交给财政局,那42个元宝早就化成银锭啦!后人哪能看到这完整的50个大元宝呢!
2004年7月,栖霞市政府决定将牟氏庄园承包给青岛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后收回),并同意拆除牟氏庄园日新堂的粉坊,我听说后立即向栖霞、烟台有关单位打电话汇报,说明该房系重点文物保护范围以内的建筑,不能任意开发。牟氏庄园管理处领导到我家做说服工作,我仍不松口,坚决不同意拆除。
在座谈会上,于培超副市长让我发言,我说:“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公布牟氏庄园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烟台市博物馆李前亭馆长来作“四有”工作时,因日新堂粉坊是清代建筑,又是牟氏庄园12个副业大院之一,所以划在重点保护范围内。如果确实需要拆除,须请示国务院批准才行,否则是要犯错误的。”最后于副市长一锤定音,说:“遵守《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听从李老的建议,保留日新堂这处粉坊。”
深入牟氏庄园佃户村 征集流散的珍贵文物 1947年6月,土改复查分果实时,栖霞镇南岩子口村王大爷分得寿幛一幅,这是1929年牟氏庄园牟宗朴过60岁大寿时,从湖南请来4个湘绣女工,用一年时间绣成的,非常珍贵。文化馆派我去征集,我曾三次登门拜访,第一次王大爷说:“没有了!”第二次,他说:“做小孩被用啦!”第三次去,我避口不谈寿幛的事,跟他讲大地主牟二黑子怎样发的家,佃户怎样受剥削,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当家作主人,国家征集文物的奖励政策等,提高了他对保护文物的认识,终于献出了寿幛。该寿幛高2.38米,宽1.22米,丝线绣的边框,中间的图案远看是一个大“寿”字,近看是形态各异的两支牡丹花,堪称绣花精品,是极具观赏价值的艺术精品,现正陈列在牟宗朴卧室内,迎接着一拨又一拨的游客和观者,备受赞誉。
1939年3月,反“刘黑七”时,牟宗朴全家迁到草夼佃户村暂住,将一箱字画藏在管庄的林训家里。1947年土改复查时,林训将字画箱交给村农会,贫农王章把祝允明的楷书长卷拿回家里保存。1970年7月,办阶级教育展览馆时,我到草夼村征集文物,经动员,王翠兰(王章之女)将祝允明楷书长卷献给国家。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谢雅柳、刘九庵等人鉴定,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废品堆惊现绝密文件 顺藤摸瓜发现古遗址 1956年3月,我得知桃村采购站收购许多废纸,于是前去挑拣,保管员嫌麻烦,说“没有文物!”我说:“没拣,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呢?”经过说服,他才配合,两个人倒出一网包,看看没有;再倒另一包,还是没有。一直忙活到晌午,他说:“我说没有文物嘛!你不信,你看这不是白忙活了半天。”我说:“没白忙活,起码知道这些包里没有,咱就放心了。”下午继续翻拣,从第三麻袋拣出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资料,有1941年至1943年,胶东区党委、胶东区行署、胶东军区、胶东部队的绝密文件和书籍。如1943年7月,胶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编印的《情报汇辑》,记载了日伪军在胶东各县市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据点设置,碉堡分布情况等。它是研究胶东抗战史的重要文献,也是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后来,南京军区许世友部队写军史时,派人来栖霞采访见到这些绝密文件时,他们高兴地说:“我们部队档案室都没有这些文件,没想到在栖霞县见到啦!”
1976年3月6日,古镇都村木工郑仁芝在牟氏庄园修理文物展柜时,说:“去年在牟氏庄园北边整地时拣到一件石刀”。我听说后立即深入调查,发现是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1978年10月30日,该遗址被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1年8月8日,北城子村邴财参观历史文物展览时,随口说了一句,“在村北拣到一件石斧。”根据这一线索,我赴现场调查,发现北城子村北是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1988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东工作队组队,对北城子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250平方米,文化层厚达2米余,共分三层: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岳石文化遗存,发现灰坑3个;第三层为龙山文化遗存,发现灰坑5个,房址1处。共出土石器109件,陶器70件,骨器23件。通过发掘弄清了岳石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再现了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证明早在四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1992年6月20日,北城子遗址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门三英”光荣匾 跨越时空六十年 1947年春,栖东县委、县政府为了发动参军保田运动,做了12支“一门双英”、“一门三英”光荣匾,由县、区、村干部与群众敲锣打鼓送给一户两名或三名参军的烈军属。同年3月,在栖东县干部大会上由县委书记牟子敬、县长王君益将刻有“宫焕文老先生光荣纪念”的“一门三英”光荣匾亲自赠给栖东县参议长宫焕文,以褒奖他及长子尚行、三子力行积极参加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1975年7月,县文化馆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展览时,派我到百里店村宫焕文的次子宫曰仪家征集“一门三英”光荣匾,他听了我的来意后,说:“春节挂匾时绳子断了,把暖瓶砸了,气得我把匾也砸啦!”我听后,很是痛心。
2009年春天,退休教师宫晓琛赠我一册宫力行编著的《宫氏春秋》,我翻了翻,蓦然见到第119页记载“宫焕文荣获的‘一门三英’光荣匾已交栖霞县文物管理所”。我眼前一亮,知道这个宝贝还在!急到文管所访问,却无此匾。又自费乘汽车赴百里店访问,宫曰仪已病故,有一老人说:“光荣匾在后炉房村宫焕文的孙女家”。第二天,我去了后炉房,在村党支部书记刘丰永的陪同下,找到宫焕文的孙女家,经动员,她将光荣匾献给了国家,并受到栖霞市文物局的奖励。宝贝“失而复得”,我也了却了这三十多年的心愿。
老牛自知夕阳短 不用扬鞭自奋蹄 离休后,曾主编《于七抗清》、《栖霞县文化志》、《栖霞县文物志》、《栖霞县文物概况一览表》、《栖霞县谱书资料》;合编《栖霞县志》、《栖霞县政权志》、《栖霞县民间歌曲选集》。在《栖霞文史资料》、《中国文物报》、《文物》、《考古》等报刊发稿80余篇、照片48幅。1986年4月获栖霞县委、县政府“为四化建设再立新功”奖状,11月获烟台市委、市政府“老当益壮 余热生辉”奖状;1988、1992年两次被栖霞县委、县政府授予“老干部标兵”称号。传略辑入《栖霞县志》、《山东文物报》、《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中华人物辞海》、《世界文化名人辞海》(中国卷3)等书。
2006年,全国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时,我很高兴,虽然81岁了,我还想参加田野调查,立即写出《我参加第一、二次文物普查的经验体会》,3300多字,自费打印了10份,亲自送给栖霞、烟台、山东省文物局领导,寄给《中国文物报》社1份,供领导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参考。2008年6月,栖霞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启动,文物局范宝敏局长说:“聘你当顾问,因年事已高,为了安全,你不用参加田野调查啦”。我听后,心里空空的,很是失落;可我还是关心着文物普查,积极提供相应的文物线索158处,文字资料上万字。先后协助征集清代禁赌石碑、纪年石碾等珍贵文物,为研究栖霞历史提供了证据。
在考证文物的同时,我还迷上了谱牒学,调查了栖霞234姓中的100多姓,585册谱书资料,为研究胶东历史和人口迁徙提供了珍贵的资料。2001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一书,我提供了栖霞家谱资料226份,居全国个人供稿之首。山东省图书馆周主任说:“你离休后还关心家谱,难得你这么一位编外编目员。”
在文物的陪伴下,转眼我84岁了。吾生有涯,而文物无涯。以有涯的个体生命追随无涯的文物事业,这一路有荆棘也有鲜花烂漫,我与文物已融为一体。文物是寂寞的,也是有灵性的,它穿越时空隧道,让历史变得鲜活生动,让我的生命变得精彩纷呈。当有那么一天,我老得哪儿也不能去了,坐在藤椅上,回首这一生——我知道,是文物让我存在,它是我心里的宝。
李老整理收集栖霞于氏谱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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