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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转载这篇学术文章，目的在于和大家一起共同了解传统的春节祭祖习俗，继承优秀的内容，不断发扬光大，在继承中光大于氏文明。 一、前言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基本社会单位，在千百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宗族制度，这些制度能够像人们展现出中国传统社会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文风貌，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的了解特定地区的文化与习俗以及产生这些文化、习俗的原因。这正是长期以来宗族问题一直吸引着大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学者对其进行研究的原因。在宗族制度中比较大型的活动当属春节祭祖，与其他宗族制度逐渐消失的情况相比，至今春节祭祖活动在各地仍有不同程度的保留，究其原因应当是春节祭祖活动不但能够使生者之间加强联系，而且可以让生者与逝者之间产生“沟通”，这种“沟通”既包括祖先对后辈的庇佑，也包括后辈对祖先的尊重与敬仰。中国自古便是一个重视孝道的国家，《朱子家训》中有这样一句话：“宗祖虽远，祭祀不可不诚。” 通过对祖先虔诚的祭祀，可以展现出一家、一族乃至整个民族对“孝”的重视，从而使观念上的“孝”变成实体化的活动。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旦被实体化了就产生了可比性，当祭祀的虔诚度与孝顺与否有了直接的联系，人们也就不得不对这一活动更加重视。这也就是民国以前祭祀活动久盛不衰的原因。然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发生了转变，对稳固大家庭的维持和对“孝”的重视开始淡化，这种观念上的淡化充分地体现在对春节祭祀仪式的简化中，春节祭祖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不同时期人们的文化心理。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希望通过对胶东地区于氏家族春节祭祖活动及其变化的调查，真实地记录当地祭祖活动的变化情况，同时挖掘民众在祭祀过程中的文化心理上的变化。 本次调查选择了山东文登的于家口村、大水泊村和汤村店子三个村子作为调查对象，其中以于家口村为调查重点，原因有三：首先，它是我父亲的故乡，虽很少接触却有极大的了解愿望；其次，容易勾通，不知道是否是血缘的原故，虽然每年最多只有过年才会回去小住，但是与村民的感情却一年深似一年；最后，于家口村是一个典型的华北地区的村落（异姓杂居村），其春节祭祖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此次调查主要针对于姓村民春节祭祖的活动，一来，有溯源的目的；二来，也能起到以点概面的作用，为以后更大面积的调查打下基础。 选择大水泊村与汤村店子作为补充采访对象是由于大水泊据记载是胶东于氏的发源地之一，于氏祖先迁徙至此家族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过去宗族制度应当更加规范，祭祀也会更加隆重，在此采访也可以探究于氏一族是经过何种途径迁徙至于家口村的。而汤村店子至今仍保留着一座比较完整的家庙（这里的完整是对比已毁的家庙而言，张氏家庙基本保留了修建时的建筑结构）——张氏家庙（这座家庙也是文登可能仅存的两座家庙之一，另一座是在文登的丛氏家庙，调查过程中也曾前往并拍有照片），通过对此村的调查主要想了解胶东地区家庙的建筑风格，并以此为基础还原出于家口村原有家庙的形制。 于家口村，是一个行政村，位于文登市西南三十公里的葛家镇，属文登市与乳山市的交界处，309国道横穿此村，将村子分为南北两部分。于家口村属于农业村，全村两千多亩土地，原来居住有两千多人，村民主要种植玉米、小麦作为粮食作物，以苹果为主要经济作物；近几年，大部分70、80后的年轻人都到城市里打工，村里的人口减少至一千五百人左右，主要的经济作物由葡萄代替。此村属异姓杂居村，除于、车两大姓外，还有姜、栾、邢、万、刘、孙、王等姓，其中以于性村民最多，占全村人口的70%以上。村口立有村名牌，正面刻着于家口村四个大字，反面刻有本村的来历： 明万历年间，于姓由道口来此建村，西邻山口隘道冠以姓氏命名于家口。嗣后，刘姓、车姓分别自布鸽涯及牟茼、蒿口相继来村落户。丛家俺、凉水湾与本村属同一村委会。（于家口村民委员会立、文登市地名委员会监制、一九九一年十月），由此可见本村村名的确与于氏祖先有关，且对于此村系于氏祖先建立的推测应当成立。 图表 1 山东省文登市葛家镇于家口村布局示意图 于晓雨于2008年8月绘制 主要调查对象包括： 于家口村：于DH（祖父）：男，90周岁，汉族； 于LQ（伯父）：男，64周岁，汉族，初中毕业； 于LB（父亲）：男，59周岁，汉族，大专； 车GJ（史志办同志）：男，55周岁，大学毕业。 大水泊村：于HZ：男，58周岁，汉族。 汤村店子：张YS：男，五十岁左右，汉族。 二、春节祭祖 前面曾提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春节祭祖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程序的由繁到简。所以对于春节祭祖活动主要分两个历史阶段来介绍：第一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以前，这时基本延续了清末到民国时期春节祭祖的传统习俗；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一时期春节祭祖被大大的简化，有的地区春节祭祖曾一度消失，直到二十世纪末春节祭祖习俗才在一些家庭逐渐恢复，但是规模较前一时期仍然有明显的简化。 （一）春节祭祖历史——第一阶段 于氏家族在于家口村属于大姓，祭祖也曾非常讲究。原来村里建有家庙，祭祖活动多在此举行。家庙同时配有族田，包括：5-6亩的高产田地和草场（专门供应烧火用的干草），用以维护家庙所需以及购买祭祀时的供品。家庙由本族各家轮流看护，轮到谁看护，就由谁来主持春节祭祖仪式。春节祭祖分为：准备、请祖先、祭祖、送祖先四个过程。春节祭祀活动贯穿于整个年节，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起一直到正月十五才结束。整个家族都处于紧张和忙碌之中，对于经济上比较拮据的家庭更是难过，过年就像是过一道难关，就像一句流行在胶东地区的老话——“好过的日子，难过的年”。用来形容经济拮据的家庭准备过年的艰辛，可以看出，过去过年并不像现在这般欢乐。 1、准备 胶东有首自老辈流传下来的关于年节的顺口溜：“二十三，辞灶天；二十四，拉大字；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割年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全都有；三十下黑儿满街走。”它概述了胶东地区过年前需做的准备工作， 而春节祭祖的准备工作也贯穿其中，像豆腐（取“兜福”或“都福”的谐音，说法不一）、猪头、猪蹄（用猪头猪蹄代表整头猪）、饽饽、菠菜等都是胶东地区春节祭祖必不可少的供品。于家口村过去还有一样特殊的供品——鱼，它是家庙祭祖必不可少的供品分之一，这里说的鱼有一定的讲究：必须长于一尺二，短了则是对祖宗的不敬。根据祖父的回忆于家口村家庙里除了鱼供桌上祖先牌位（当地叫：神祇碑）前面还要依次摆放：水（3-5碗）、桃酥（当地称：炉酥果子，3盘）、主菜（5盘，其中必须包括：猪头、猪蹄和鱼）、饺子（3盘）、酒（3杯）、香炉（其中插三支香）、饽饽（2盘，每盘放5个，下面放三个上面罗两个）。如下图： 图表 2 供桌示意图 于晓雨于2013年8月绘制 对供品的数量有严格的规定，摆单不摆双，目的是用单双来区分逝者与生者。这些供品均由当年管理家庙的人准备。除了在家庙里供奉祖先牌位以外，每个个体家庭都要在家中的正房供奉本家已故的祖先，但是个体家庭里供奉的祖先最远的不超过五服，牌位旁一般会摆家谱，上面会记载更远的祖先。准备的供品也会简单一些，可以不摆鱼，但酒、水、饺子、香不能少。这些供品都是由一家的女主人负责准备的，家里的其他女眷都要帮忙。除了这些供品外，还要准 备黄表纸和鞭炮。所有的供品和其他祭祖用品都要在腊月二十三到除夕傍晚前准备好，以保证下一个祭祖仪式——迎祖先的顺利进行。 2、迎祖先 除夕的傍晚，家里的男丁要到家族的坟地上去请祖先回来过年，有的家族祖坟比较集中只需去一处即可。胶东也有一些地区是不需要迎祖先的，只是把祖先牌位请出来便算已经把祖先请回了。于家口村于氏春节祭祖需要请祖先并且请的过程也比较特殊，由于祖先不是葬在一处，所以家里的男丁们需要由乱葬岗到石山子到于家茔到西井再到南山一一去遍，把老祖宗都直接请回各自家中。（乱葬岗和石山子分别埋葬于家口村于氏的第一、第二辈祖先。）只有掌管家庙的人例外，他只需到前两处坟地把本村于氏的始祖请回家庙。请祖先的顺序也是固定的，必须先请最高辈分的祖先，再根据辈分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前往，这一顺序不可以打乱，即不能乱了辈分。每到一处坟前，要先烧纸、放鞭炮，再磕头，最后前去的人要齐声说：“老爷、老婆 回家过年。”此话说完 就表示祖先已请回家里了。把祖先全部请回后，进了家门要在门槛上放一根粗木棍，寓意挡住财富不外流（当地称“挡大元宝”）。这根木棍直到初三才能拿下来。这时牌位前早已摆放好供品，去迎祖先的人要在供桌前磕头、上香。香火自此便不能断，除夕到初二香火不能灭，要不断续香火，初三开始一直到十五每天早、中、晚上三次香即可。除此之外，供祖先的酒、水也要每天换新的，其他供品不需每天更换。到此整个迎祖先的仪式才告一段落。接下来女眷在女主人的带领下准备年夜饭，一家人共同守岁，为正式祭祖做好准备。 3、正式祭祖 除夕夜里十二点整，要开始正式祭祖，供饺子 、放鞭炮、前往家庙共同祭祖是正式祭祖中比较有特色的活动。前面提到了所有的供品都在迎接祖先回家之前已经摆放好了，唯独饺子要等到午夜才下锅煮，盛出来热腾腾的饺子要先给祖先们供上。除夕夜里十二点整各家都要燃放鞭炮，燃放的鞭炮也有讲究，祖父说过去鞭炮至少要一千响的，爆仗至少要一百响的，但是具体原因他也说不清楚，我们猜测可能大家认为是鞭炮越响、响的时间越长，越能体现对祖先的诚意，也预示着来年日子越红火吧。鞭炮放完后全族的男丁都要聚集到家庙，一同给祖先磕头、上香，磕头时大家还要齐声说“大爷过年好”，表示向较远的祖先们问好。祖父说：“原先封建思想重，女人是不能进家庙的，所以前去的只有男丁。”在家庙祭祀的全过程不需要专门的负责人，全族人都按习俗前往，秩序井然。祭祀完成后同族的人各自回家，到大年初一再互相拜访。 大年初一一大早于氏家族的成员要先在自己家中的牌位前叩拜祖先。过去大都是联合家庭，老人只要健在，子孙们都要到老人所在的家里一同祭祖。在自己家祭祖后，晚辈还要去其他长辈家拜年，所以年轻人出门时要拿一把香，每拜访一家人，就要在这家人的牌位前插三根香。若是同族的长辈家还要磕头，若非同族只需向长辈问好。年长的老人不用出门，只在家等着小辈前来拜访。听祖父说这一天上午十分的热闹，来拜年的人接踵而至，因为要一一回应晚辈的问候，老人们都没有时间坐下来。于家口村初一的祭祖活动是与拜年融合在一起的。胶东地区不同村子之间也有差异，比如大水泊村原先初一祭祖只到家长的家中祭祀，家长早上在正屋坐好，等着晚辈前来。一家的晚辈前往拜祭的顺序是一定的，必须是长子先携眷前往，再次子依此类推，由此体现出长幼有别。子孙到齐一起给祖先磕头，然后长辈向晚辈训话，讲的都是家训的内容，目的是为了教育子孙和传达对子孙的祝福。初二弟弟要去拜见兄长，到初三才在亲戚间走动。 从三十傍晚到初二午夜都是祖先在家的日子，在这期间每日磕头上香自不能少，人们也要遵守一定的禁忌，如不能说不吉利的话（祖父称“凶话”），不能摔东西，小两口尤其不能吵架，当地有这样的说法，“过年小两口吵架，打一架管三年”，意思是夫妻若在过年时吵架，此后的三年都会经常发生口角。这些禁忌大部分都带有迷信的色彩，怕惊扰了祖先会影响来年的生活。 4、送祖先 大年初二半夜要送祖先，这也是送年的时间，村民们在自家院子内烧纸 放鞭炮，还有一个固定的仪式就是要往地上浇碗酒，表示把祖先送走了。送祖先的时候不需要去坟地送，当地认为，“祖先们都是神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所以不需要引领者送回。至于来时为什么一定要去请，应当是对祖先表示尊重吧。 胶东地区送祖先的仪式比较特殊，初二送走祖先后牌位一直不收起来且香火也不能断，要一直供奉到正月十五再次请祖先回家。胶东地区正月十五有捏面灯的习俗，用豆面捏成灯的形状，有的家里还会把灯捏成十二生肖的形状，灯里放油，插灯芯，再轮流把灯点亮 。傍晚家里的儿孙要拎着灯去坟地请祖先回家过十五。吃完团圆饭，至午夜时分要再次放鞭炮送祖先，此后才把祖先的牌位收起来，春节祭祖才算正式结束。因为过去生活比较困难，春节祭祖仪式结束后所有的供品都要留着平时吃，十五做的面灯用完后也绝对不会扔掉，把灯芯取出，倒出油，留下的面灯切成片平时用来炒菜吃。听父亲说他小时也吃过，特别美味。 （二）春节祭祖的现状——第二阶段 文化大革命时期春节祭祖作为“四旧”曾一度被禁止，之后春节祭祖仪式只在部分家庭得以恢复。能够恢复祭祖的家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家里的长辈重视祭祖活动。文化大革命后大部分人将祭祖看成封建迷信，这类活动自然不可能举行，只有家里的长辈坚持传统思想才可能举行祭祖仪式。第二，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可以准备一些祭祖时的用品。 文化大革命后，国家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村民自己都吃不饱，祭祖就更加力不从心了。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改善，特别是二十世纪末至今，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也给春节祭祖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一点也是近几年很多地方都开始恢复祭祖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与过去相比，现阶段祭祖的仪式要简化许多。这里仅针对现阶段春节祭祖的变化展开描述。 变化之一，祭祀的地点不同，祭祀的祖先也有所减少。由于战乱的破坏，大部分家庙已经不存在，现在春节祭祖活动一般是在主干家庭或核心家庭范围内进行，祭祖的地点一般是家里的正房。祭祀的祖先只包括本家的长辈，一般是一到两代最多不超过五服的祖先。像我们家只供祖父的父、母 ，祖母的母亲 以及祖母和早亡的二伯母。其他村民家里供奉的祖先更少，一位访谈对象说由于他家男性祖先都比较早亡，无法得知曾祖父的姓名也就不能立碑供奉。 变化之二，请祖先的地点、程序简化。由于只祭祀近几辈祖先，现在于家口村的于氏村民只去南山请祖先，其他坟地不需前往。又由于国家规定山中禁火，每到春节消防车就会停在山口检查，所以烧纸、放鞭炮被压纸代替，去请祖先的晚辈只在长辈坟前压些冥币，再磕三个头，就一边喊着“老爷老婆回家过年”，一边把长辈请回来了。 变化之三，初一祭拜祖先的仪式弱化，以相互拜年的活动为主。大年初一清晨吃完早饭只在祖先牌位前磕三个头大家就出门相互拜年了，在祖先面前聆听长辈严肃训诫的部分已经消失，但节日欢乐的气氛更加浓厚。春节我大多是在老家度过的，那里初一相互拜年十分热闹，大街上互相问候“过年好”的声音此起彼伏。整个村子就像是一个大家庭，那种欢乐、融洽的气氛在城里是体会不到的。 变化之四，女人也可以祭祖。据祖父讲，过去男尊女卑思想极其严重，女人是不可以进家庙的，娶来的新媳妇只有在进门的第二天进家庙拜见祖先，此后再不允许进入。春节祭祀祖先都由男人完成，嫁女春节回娘家（一般是初二）由女婿、外孙到家庙磕头，本人不能去。如今，女性也可以参与祭祖，本文作者作为一个未嫁的女儿，就曾跟随伯父和父亲一起去迎过祖先，祭祖时一样跟随父亲磕头。嫁女初二才回娘家，没法参与娘家三十和初一的祭祖活动，但她们在清明节可以到坟上祭祀自己的祖先可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传统思想的淡化，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变化之五，当属观念上的变化。过去春节祭祖被看做是一种孝的体现，谁家更重视祭祖就被看做更孝顺，祭祖也是为了通过祭奠祖先来请求祖先的庇佑。现在大家主要是借着祭祖活动来沟通、团结家庭成员。 以上这些就是胶东地区春节祭祖的历史与现状。虽然春节祭祖仪式不如过去复杂、隆重，但它仍然是当地村民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正如不管祭祖的形式如何变化，人们对祖先的崇敬之情不曾改变。这应当是源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在民众内心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不管社会的变革如何改变，文化的融合如何影响，中华民族永远会以孝为荣，那么这种实体化了的孝的活动——春节祭祖就不会消失。然而对于应当以何种方式延续春节祭祖，在调查中绝大多数人认为现在简化的程序是非常适宜的。一位文登市史志办的工作人员阐述了他的观点：“现存的家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通过它们可以让我们了解历史，所以应当予以保护。但是没有必要再大肆修建家庙和大规模祭祖，这是一种铺张浪费，对祖先的敬重可以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这应当是当今大多数人面对春节祭祀所持有的观点，如此春节祭祀的“新俗”才能在许多地区被树立起来。 三、宗族的物化标志 前面以于家口村为主描述了胶东地区文登一带春节祭祖的习俗。但要真正了解一个地区春节祭祖的习俗，除了要了解祭祖的仪式以及参与仪式的人，还必须了解承载这些仪式活动的实物，即宗族的物化标志，包括家庙、坟墓、家谱、家堂轴子、牌位。通过对这些物化标志的考察，可以更加真实地还原出胶东地区春节祭祖的实况。 （一）家庙 长期以来，家庙是祭祖活动的主要地点，是春节祭祖的主要物质承载者。于家口村已经没有家庙，因为经过多次改建，早就连旧址也难以确认清楚了。据当地史志办的同志介绍，于家口村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文化大革命前文登境内曾建有不少家庙，就在大水泊村一村就建有由宗谱家庙、老八太家庙、燕址堂家庙、老家庙、户部家庙、道台家庙、工部家庙、大前门家庙、官宅家庙、东关家庙、四堂家庙、南关家庙、北关家庙、方子家庙、桐寨家庙等十六座家庙构成的家庙群 。但是现在几乎所有家庙都已消失，有的是在战争年代遭到破坏，大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或之后被毁坏或改建。至今文登境内仅存两座家庙，一座是位于文登市张家产镇汤村店子的张氏家庙，另一座是位于文登市内的丛氏宗祠。这两座家庙之所以能存留至今,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文化大革命时期它们都曾被政府征做公用方得以保留；第二，文化大革命后，旧村改造时期因村民们重视保护所以才没被改建，更有有心的子孙加以整修，所以能够比较完整地呈现出它们的原貌。 考虑到当地的家庙应当存在建筑风格、布局等方面的一致性，我们在调查时分别前往这两处现存的家庙，通过收集图片和民众口述的素材，希望能以点概面了解作为宗族的物化标志之一的家庙在文登市境内的建筑风貌。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文登市三座家庙（两座现存，一座根据回忆记述）。 现存的这两所家庙是文登地区比较典型的家庙建筑，均为砖木建筑，都由正厅、东西厢房、南道厅和门楼构成。其中张氏家庙占地一百平方米左右，包括正厅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道厅五间。张氏家庙的主体建筑包括房梁和房瓦（除东西厢房以外）都是对老建筑的保留。东西厢房的瓦在家庙修缮时换成了现代烧制的新瓦，主要是由于烧制老瓦的技艺失传，所以只能以现代民房所用的瓦代替，新瓦与老瓦相比体积更大。家庙门楼上刻有：“两铭世业，百忍家风”八个字。相传，明朝末年“奇山守御千户所”军政掌印正千户张权(张氏八世祖)，眼见明王朝大势已去，忧愤填膺，逝世前留下遗训，要求张氏子孙要保持民族气节，不得为满清做官，并以“两铭世业，百忍家风”为治家格言，告诫后代要明事理、多忍让 。东厢房与南道厅之间留有侧门，与正厅间放置一石碑，上面记载的是张氏一世祖张公及其妻室姜氏以及立碑时间等内容。此碑树于清顺治年间，石碑被村民发现时已被破坏，经修复后摆放于此。正厅墙壁上悬挂家堂并贴有家谱，靠墙正中放置供桌，其上摆放香炉、蜡烛等，均系现代改建后重新制作。 现在张氏家庙在春节时的祭祖活动并没有延续过去的惯制，不需准备供品，因为全由模型充当。年三十晚上管理家庙的人只需把正门打开，张氏子孙都自发到家庙来磕头上香。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根据旧俗女性是不可以进入家庙的，但是现在春节祭祖家庙全天开放，男女老少均可进入，不再受旧俗制约。在家庙门前还会举办烟火晚会，很是热闹。除了春节，清明也会有张氏子孙从各地专门前来祭奠祖先。张氏家庙应属文登市现存保留最完整的家庙。 由于丛氏宗祠供奉的是官至明朝南京工部尚书的丛兰，其家庙由皇帝钦赐，又因丛氏与于、刘、毕同属文登四大姓氏且有“天下丛氏宗文登”之说，所以建筑规模要比张氏家庙大，装饰也更为华丽。但鉴于二者的建筑模式大体相同，前者修缮痕迹过于严重，故在此不予详述，文后附有部分照片可观其盖貌。 于家口村于氏家庙虽已消失，但是仍可以现存家庙为基础结合村民的回忆刻画出其原貌。于氏家庙同样是砖木结构，但比上面两座家庙简单，只有正厅五间通过院墙与门楼相连，占地约一百四十平方米，位于村中央，大门正对街道，四周均为民房。因院内宽敞、空旷，文化大革命时曾被征作村内的幼儿园（当地称：育红班）使用。 早先的家庙建筑样式与以上三座家庙基本相同。通过以上叙述大体可以刻画出文登境内的家庙风格，结合春节祭祖活动的描述不难想象过去在家庙举行的祭祖活动是如何的庄严、肃穆。 （二）坟墓 由于家庙逐渐消失，住宅与坟墓成为主要承担祭祖活动的场所。特别是坟墓，每逢清明、中元二节，当地人都会去坟地祭拜祖先。去坟墓祭祖成为体现孝顺的又一方式，当地老人有句戏言：“家里老人活着时连家门都不愿进的子孙，老人去世了倒是年年上坟。”虽然这体现了当下一种不好的社会现象，但也从侧面证实了坟墓在祭祀祖先方面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近几年当地大肆修缮坟墓的行为越来越普遍，人们认为为祖先修建豪华的坟墓可以求得祖先更多的庇护。其实在我看来这大可不必，长辈在世时尽心照料，去世后诚心祭祀即可，不需要把过多的金钱用于建造奢侈的坟墓，到头来只会落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形象。 （三）家谱、家堂轴子、牌位 与家庙的命运相同，家谱、家堂轴子、牌位大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销毁，在这次调查中只见到了几本过去的家谱，家堂轴子与祖先牌位无缘见到，或许民间还有，但所采访之处均不得其迹，只能根据老人的描述大体描绘出以作参考。 首先，文登地区对家谱的称呼与山东其他地方不同，“家谱”即指“世系表”，是在一张很大或很长的纸上记录本族存在过的所有人员及其血缘关系，原先这种家谱多抄写在布上。另一类称为 “谱书”，包括本族的来源、编制方法、家族成员、家训家规等，是制作成册的。文登市内现存家谱较多，于氏家谱由我的祖父在十三岁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誊抄自家庙，只抄写了我们一家每代的相传过程，所以比较简单。大水泊村也保留有于氏家谱，但与于家口村的家谱已无关系。据当地人说大水泊于氏与于家口村于氏应系同宗，但在谱书上没有联系。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于家口村于氏是经大水泊辗转石灰窑（属文登市宋村镇）、道口（属文登市泽头镇）等地才迁徙至于家口村。中间经历多地，族谱自然可能有所遗失。第二，文登地区也有全族共同祭祖的习俗，且每年要摊派不同的家庭准备特定的供品（多是蒸大饽饽），祭祖时又规定送供品的人要在某一特定时间到，不能早也不能晚，早了就要站在家庙外等，晚了就要罚跪香，而有的族人可能搬至远处，也必须赶回一同祭祖，每逢摊派的年份时间非常难掌握，所以有族人就会找识字的人把家谱偷偷抄下来带到自己所在的村，这样就可以在本村祭祀。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原来族谱的持有者就会把这一枝的族人从族谱中抹去以示其持有族谱的正统性。于家口村现存的族谱很可能是由于这两个原因而变得不完整。文登市史志办的同志介绍，最近几年族谱的编制相比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地方女儿可以被写入族谱，有的甚至连女婿也可以写入族谱，但新编族谱并没见到。若真是如此也应当是近十几年发生的事，因为于家口村于氏家谱在1997年重新修订时还没有写入女性。 其次，介绍一下祖先牌位：当地把祖先牌位称为“神祇碑”。过去祖先牌位是木制的，形状与墓碑相似，长方形，下设底座，便于立于桌案之上。牌位上自上而下竖写祖先姓氏，左侧竖写祖先出生、死亡日期。牌位都配有存放它的木质小箱子，一个小箱子可以存放两到三个牌位。这种小箱子也由两部分构成：底座和罩子（长方体结构但没有底面）使用时先将底座至于桌面，底座上放置牌位再将罩子罩上。不难想见当时的祖先牌位做工是非常精致的，但是它们还是没有逃过被毁的命运，现在村民们大多把祖先牌位上刻的内容写在16开大小的纸板上用来代替祖先牌位。 至于家堂影子，于家口村已经绝迹，就连九十多岁的老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可能本村没有设过。在张氏家庙见到过，也是现代的新作。而随着现代摄影的普遍化，大多数家庭祭奠近代过世老人时会用照片。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照片已经作为家堂影子的替代品而被人们普遍使用？ 以上就是对所有与春节祭祀有关的宗族物化标志进行了描述，其中大部分已不复存在，但是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替代元素，比如照片、供品模型等，新的物化标志使春节祭祀重新变得完整并具有符合时代的新特点。 四、余论 以上是以于家口村为例介绍了胶东特别是文登地区春节祭祖的形式，以及与其相关的宗族的物化标志。文登地区所遗存的家庙、谱牒、墓地以及曾经举办过大规模祭祖仪式这些实际情况，充分展演了当地的宗族文化。由此可见，宗族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在胶东地区的规模虽不像在华南地区那般庞大，在日常生活中宗族的存在及其所起的社会作用也不是很明显。但是，一旦遇到聚落内部大型的宗族活动如祭祀、婚丧，这种不明显就会被打破，日常生活中看似联系不紧密的同姓小家庭便会聚集起来形成宗族群体，从而发挥一般小家庭所不具备的功能。同时像春节祭祀这种宗族活动也会不断加强宗族的向心力，使得宗族不断延续和发展。 宗族文化会不断延续，但其规模绝对不会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虽然近几年包括文登在内的很多地区有重修家谱热、大规模修缮家庙等现象，可惜为宗族不断扩张提供养料的土壤已不复存在。在生产力落后的旧中国需要大量劳动力来维持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生计，宗族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承载着为社会“创造”劳动力的职责；同时通过制定完善的宗族制度可以实现管理和制约宗族成员以达到保持社会稳定的目的。可见生产的顺利进行与社会的稳定发展都依赖于宗族制的不断完善这也就为宗族的迅速壮大、宗族制度的不断延续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然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技术、新工具层出不穷，人们再也不必依靠劳动力投入维持生计。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又分为两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人们的社会制度同时受到这两种生产的制约，这两种生产本身又相互制约。一般来说物质生产越落后，人们受到人类自身生产即血缘关系的制约越强固，反之，物质生产越发达，血缘关系对人们的制约就越松弛。 这样宗族的社会职能便不像过去那样重要，其规模自然不会大于过去。所以就像春节祭祖的发展经历了繁荣、消亡、部分恢复一样，宗族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客观现实也决定了宗族制度的辉煌历史将无法被续写。 于晓雨( 1986 —)，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3级硕士生，研究方向：民俗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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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9 15:27:34
